违规短线交易不能仅仅道歉了事

他主张人们化性起伪，改恶从善，认为所有人，包括圣愚、天子庶人，其人性都是共同的，但这共有之性却不是善，而是恶：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贤圣之化也。【21】内教、外教的说法很快就流行开来，经学家也习焉不察地加以援用。

虽然朱子、象山、阳明罕用内圣外王一词指示儒学义理系统，但自南宋朱子后学开始，该词就被明确用于圣人之学、儒学之道，此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在人文世界，是‘理与‘事。【12】而孔子的形象尤值得注意，与不闻天道性命、不明方外价值观的子贡不同，孔子完全清楚方内与方外是两种不同的意义世界。【33】子曰：学佛者，于内外之道不备。

外王学旨在复兴三代礼乐王政，以重建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入乎其内即是德充符，即德充足于己，故能应诸外。比如以前黄帝治理天下，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调和阴阳之气，节制四时的变化，校正音律历法的准则，使男女有别、雌雄各分，上下关系明确、贵贱等级分明，轻者不能欺凌弱者、多的不能压榨少的，各级官吏公正而不偏私，上下协调而无过失，法令严明，市场上没有见机抬价的现象，人民没有仇恨相争之心，于是五谷丰登，甚至出现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的好征兆。

虽然这两部著作思想体系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为统治者开出的济世良方。曲解乐的真正含义，每天不断损害本性，丧失了应该保持的东西。神清意平，所做的事情才能公平正直。了解了法背后的道的精神，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

掌握要领的人，不会迷惑于琐细的内容。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主术》）。

法，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长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反过来约束人们自己的。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主术》）。如何能找到这样的标准？摆脱形下的是与非即可。圣王在其位，履其职，不是为了贪图爵禄，艳羡势位，而是从事兴起天下的利益、消除万民的祸害。

应该说，新道家对乐治的心理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它揭示了管理者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必要性。总之，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制约臣下的东西，废弃而不用，就好像没有缰绳、马嚼子而奔驰，群臣、百姓就可以反过来戏弄他们的主上了。凡得道者，其形色之体应深深隐藏，其名声不可宣扬。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归宿一致。

心中主张如不能和外物呼应，便不能推行。对尊贵者不减轻处罚，对卑贱者不加重刑等，公正之道畅通，则偏私之道就堵塞了。

所以，对人和天之间本质特性的比较，才是二者相通的关键，并成为从中引出道治原则的根据，以遵循道的规律、顺应天地自然行事。（《泰族》）甚至当时的阴阳家以及天文学等科技思想在治理中也有所反映。

这种治理，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主术》），事省而易治，是最省力、最经济的方法。《淮南子》提供的治理思想资源在历史上的沉没和凐灭就成为必然。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最高之道，被称为一或太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恬淡安适不去有意处理什么事情，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好。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

刘安在终篇《要略》中论述了从西周文王以来先秦儒家、墨家、管子、晏子、纵横家、刑名家、商鞅等学说，针对时代面临的矛盾，回应和化解冲突和危机，皆各自提出了见解。他把诸子学说置于解决不同社会历史的困境中审视，不仅深刻指出了各家的要旨和本真，而且亦能明确揭示这些学说的价值和演变。

三、模式架构：身国共治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都是以‘道为指导思想和哲学依据，在‘道的统摄下，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构成了相互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当然，这种学习和改造无非是为了恢复人的本性。

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淮南子》提出把握社会治理根源，突出和回归道，由治本达至彻底解决一切弊端，对实施标本兼治富有启发意义。

它并非只踩着一种脚印走路，守着一隅之见，拘泥于与自身关联的事物，反而眼界开阔并与世推移。我们看到，原文中多对孔子赞赏有加，认为孔子作为个人来说，是明道知体的，但对于其提出的相关理论却批判甚多——实质体现了它更重视在治理理念和举措上道根德本的价值追求。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这是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故未可与言至也（《本经》），认为理想中的五帝三王，所做的事业不一，却旨意相同。由此看来，贤能不足以治理，而权势可以改变风俗。

如何医治这些创伤、消除积弊，使之走上正常的路径？道家创始人老子把社会治理区分为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种状态，并提出如同儒家创建者孔子为政以德的看法——以正治国、以道莅天下。在行使君王职责中，不能随意表露喜好或厌恶之情，意欲见于外即易为人臣所制

它没有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在几千年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以道德退步为代价的。汉初统治者一度采用黄老之学作为国家治理思想，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

它把人类甚至还没有进入国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早期群居社会奉为至德之世，一面主张因时而变，一面又主张返回到无知无识的原始状态，这就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

汉初社会局面为这种学说提供了昙花一现的实证机遇。强调因时求变、辩证施治。无为控制有为，则是策略——与法家讲的术不同，这是基于道家理念讲的术。把握了道的圣人，理应与现实之王合为一体，实现圣人在上之治。

同样，现代马克思主义追寻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其经典作家亦将之看作是否定之否定后真正的人及其本性光辉的再现。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理论学说是建立在内圣外王这一框架基础上的，认为治理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前提是，统治者或者说治理主体自身首先要内圣，即做好自我治理。

如果小者施行大法，则傲慢放肆。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

历史发展到汉代，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览冥》），黄老道家之学迎来了一个反五帝之道的契机，在深度整合与融铸传统治道资源的基础上，为西汉王朝重构和提出更为切合其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新‘治道思想。春秋末期以来，各国追求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刘安则指出，甲胄造得坚韧，就会有对付甲胄更锋利的兵器出现。